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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在封建社會，非圣則非法。所謂以孝治天下就是以道德為法，不孝是會受到嚴懲的。曹操誅建安名士孔融，罪名就是“不孝”。可見，依德治國的標準難以厘定，因為道德以價值為圭臬，具有較強的相對主義色彩。這說明，治國必須依法，做到有法可依，建設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。

    道德與法律是有界限的。道德重在化民、教民，有道德的人會自覺尊法守法。個人主義者或利己主義者容易突破道德底線做違法的事，但有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思想并不違法。法律要論跡，提供犯罪事實；道德要論心，提倡慎獨慎微。我們應當用道德教化民眾，用法律厘定罪與非罪的界限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從道德與法律兩方面治理好國家和社會。

    在現實生活中，道德要求往往高于法律規定。比如，法律沒有規定不孝敬父母是犯罪，但子女不贍養父母可以通過法律來解決。孝不只是贍養和義務，而且是敬，是一種對父母的敬愛之情。只依法交贍養費而不敬愛，不能算孝。正如孔子所說，“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于犬馬皆能有養，不敬，何以別乎？”我們不能用法律條款反對道德教化，也不能用道德觀念綁架法律。法律是現實的，其判決可以通過強力機關執行；道德觀念則是一種理想、一種價值觀、一種做人的標準。就社會功能而言，道德不同于法律。法律主要是事后處理或懲罰，而道德教育可以提高人們的道德自覺。有道德的人，不是由于害怕法律懲罰而不犯法，而是由于道德內化為良心自覺而遵守法律。道德不是威懾力量，而是教化力量。可以說，道德是一種自覺行為，甚至是一種勇氣。見義勇為、殺身成仁、舍生取義，這些行為都是道義力量使然，而不是法律條款的規定。

    在社會主義社會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可以形成強大合力，釋放強大正能量。爭論哪個更重要，實在沒有必要。從道德角度說，我們提倡國家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，這種集體主義、愛國主義并不違反法律中有關個人權利保障的條款。維護個人合法權利屬于法律范疇，為了集體利益而犧牲個人權利并非法律規定，屬于道德范疇，它們都是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。相反，如果將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對立起來，則是有害的。例如，認為提倡集體主義、愛國主義就是不尊重個人權利，以私權神圣為由反對提倡集體主義、愛國主義，這樣的論斷和做法都是錯誤的，其實質是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不同功能。

    道德規范不能脫離時代和社會制度。在社會主義條件下，為樹立正確價值觀，出于國家穩定和社會和諧的考慮，在對公眾進行思想道德教育時，有分析地強調責任優先于權利等道理是正確的。相反，將權利置于責任之上、將自由置于國家安定團結之上、將個人置于集體之上，在實踐中會帶來許多危害。我們不能用法律規定來反對道德教化，不能簡單認為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。法律不可能無所不包，規定人的全部行為。我們需要的既是法治社會，又是具有高尚道德的社會。社會主義法律應當維護個人權利，社會主義道德應當倡導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、提倡無私奉獻。這就是法律與道德相得益彰的辯證思維。